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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宮廷古玉軼事

明代皇帝玉器比不過總兵

    明代晚期城市手工業和商業繁榮,由於萬曆皇帝喜歡奢華,帶動整個社會的享受之風,制玉工藝發展到頂點。那時蘇州出現了一位制玉大師「陸子剛」,技藝被傳說得神乎其神。

  那時的士大夫階層重視生活品味,玉製文房陳設,除供欣賞把玩外,兼具實用功能。自然界的花鳥、人物、山水等,也成為裝飾主題,呈現柔美雅致的文人品位。更因程朱理學的興盛,學者對商、周禮制的考訂,興起了研究與仿製古玉的熱潮。

  但奇怪的是,不論是故宮收藏的,還是定陵(萬曆皇帝陵)出土的明代宮廷玉器,材料卻不太好,不是色彩暗淡,就是上面有大片的「綹裂」,這跟皇帝的身份很不相稱。

    皇帝玩玉,也要講綜合國力。明代軍隊退守嘉峪關,無法直接從和田玉產地得到材料,只能通過哈密王來購買。途經各地關卡由總兵把守,即使是送給皇帝的玉料都要扒層皮,把好的留給自己。

  玉料經過層層剋扣,到北京時已「不堪用」,皇帝也無可奈何,只能從邊角碎料裡找找能用的。民間卻正好相反,明代總兵墓中出土的玉器,用料上乘超過宮廷。

    因此,明代宮廷裡的一些玉器鑲嵌了寶石,一來為了顯示宮廷的氣派,二來就是掩蓋用料不好,只能用寶石點綴。美麗的外表下,竟隱藏著明代國力的衰微、吏治的敗壞,不知道當年佩戴的皇帝和后妃,心裡有沒有感到悲哀。

  國力飛躍滿足乾隆愛好

  清初順治、康熙、雍正並不太喜歡玉,這三朝的玉器很少,但到了乾隆時期,情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乾隆皇帝對玉器的嗜愛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皇帝,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全體現在玉中。乾隆對中國玉文化的貢獻極大,故宮藏玉三萬多件,其中一半為乾隆年制,精美者全為此時製作。

  乾隆時期社會經濟繁榮、財力充足,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制玉業無論規模、工藝、人才等各方面都上升到巔峰時刻。

  但最重要的是,乾隆解決了和田玉的供應問題。1755年到1759年,清朝中央政府先後勝利平定新疆準噶爾部達瓦齊及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和田設辦事大臣,並設「哈什伯克」(玉石官),督辦采玉。從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起到嘉慶四年(1799)開放玉禁,官辦采玉長達30多年。從乾隆二十五年到嘉慶十七年這52年間,平均每年貢玉4000餘斤,共計20餘萬斤。清代皇家用料可以隨便挑,稍微差一點的都不要。

  清盛世的宮廷玉雕常體大厚重,極富廟堂華藻之美。其中用料最大、運路最長、花時最久、費用最貴、雕琢最精,器形最巨的玉雕工藝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之一,就是「大禹治水」山子。

  「大禹治水」卓立如峰,峭壁崢嶸,瀑布急湧,古木參天,聚集著鑿山導水的勞動大軍,是中國玉器史中的一件瑰寶。

  乾隆為博千古之名,親自籌劃了這項盛舉,玉料從新疆運到北京歷時3年多,用大運河發送揚州,由蘇揚玉工歷時6年琢成,玉山運達北京後,擇地安放,刻字鈐印,又用兩年工夫。

  嘉慶之後,社會經濟日趨衰落,皇帝也沒那個心情去玩玉。乾隆這一壯舉真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恐怕也是他沒有料想到的。

  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乾隆年間,全社會愛玉成風,玉器種類極為豐富,從大型山子到小型佩件無所不包,現代傳統玉器幾乎都是這時候出現的。那時的制玉水平,已經遠遠超過了明代的「陸子剛」時期,可以說,只要想得到的款式和圖案,就沒有做不到。

  成於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的「桐蔭仕女圖」山子,就是俏色玉中的佼佼者。

  這件作品中,上面是數輪圓筒瓦,庭院西側壘著太湖石,周圍桐蕉叢生,繁密茂盛。院外一妙齡少女,手持靈芝,輕盈地向徐開的院門走去。門內另有少女雙手捧盒,向門外走來。一道細細的門縫,為作品帶來了靈動之氣。

  但是,誰能想到,這件寶物竟由一塊琢玉碗時剩下的棄料雕成。原來的廢料既有裂痕,又有橘黃色的玉皮子,但琢玉大師將裂痕變成門縫,把皮子琢成梧桐、蕉葉與覆瓦、壘石,化腐朽為神奇,終成一件價值連城的珍品。

  乾隆皇帝特製「御題詩」和「御識文」命人陰刻於器底。詩中說「義重無棄物,蠃他泣楚廷」,高度讚揚了玉工慧眼識良材的「高義」,可比古代的卞和。

  玉器最重要的不是做工,而是設計,在大師眼中,任何材料都會變成精品,問題是你有沒有一雙明亮的眼睛,一顆充滿愛與創造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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