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雕塑家王中和景育民策劃的「人文平台——中國當代雕塑家實驗肖像作品展」在當今各種雕塑展覽和活動層出不窮的情況下，獨樹一幟，抓住了雕塑界一個十分重要，而過去又常常被忽略的問題，即「肖像雕塑」的問題，顯示出了學術上的創造力和想像力。
在雕塑藝術比較活躍的今天，我更欣賞這樣的態度，即面對中國雕塑自身的問題，一個一個有針對性地進行梳理和研究。如果不面對自身的學術問題，簡單地採用「一窩蜂」，「一鍋煮」的辦法，往往會看起來熱鬧，但是冷靜下來，發現它們並沒有對中國雕塑的學術進展起到實實在在的推動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這個展覽的主題十分有意義，它的意義在於它首先提出了一個好問題；同時，這個展覽所組織的這批作品，又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在創作實踐上提供了很好的例證。
什麼是中國肖像雕塑的學術問題？總結起來，可能有三個方面的內容：傳統文脈的梳理、當代創作的轉化、未來發展的方向。
所謂梳理傳統，是指中國肖像雕塑必須面對兩個傳統：一個是大傳統，幾千年來的中國肖像雕塑的老傳統；一個是小傳統，近百年來西方肖像雕塑體系進入中國以後的新傳統。
無論中西，它們在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在雕塑方面都經歷了一個先敬神、造神，然後再轉向世俗人物的過程。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由於不同民族的生命觀念、宗教觀念、歷史觀念、時空觀念的不同，它們在面對世俗人物的時候，投入的熱情和精力是有區別的。
比較起來，中國古代的肖像雕塑相對於西方要顯得薄弱，為什麼會這樣，這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這裡不贅述。盡管中國古代留下來的肖像雕塑的遺跡不多，但這不等於中國古代沒有肖像雕塑的傳統，我們從中國古代的典籍中，可以看到不少有關於這方面的記載：
「黃帝仙去，其臣刻木為黃帝像。」（《博物誌》）
「黃帝臣左徹，因帝升天，片刻木為帝狀，率諸侯而朝之。」（《古今事物考》引《仙傳拾遺》）
「范蠡既去，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
「宋王偃鑄諸侯之像列於屏側」。（《戰國策》）
賈誼在《新書·春秋通語》中亦有楚懷王鑄造諸侯人君之像的記載。
從以上這些記載來看，這些人物雕塑都是用於較純粹的紀念目的。由於歷史的原因， 特別是隨著朝代更替和變遷，這些人物肖像雕塑今已湮沒不存。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實物，僅僅有東漢李冰像、唐代洪辯像、前蜀王建像等等為數不多的一些。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兩次大的文化引進對中國肖像雕塑的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一是佛教藝術傳入中國；一是二十世紀初，西方雕塑傳入中國。前者大大提高了中國雕塑的人物塑造水平；後者在中國傳統雕塑日益衰落的情況下，為中國注入了一種新的觀念和方式，使中國雕塑的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所有的這些傳統在今天都面臨著當代文化的挑戰。例如，面對現代主義藝術和後現代主義藝術，人物肖像雕塑在當代是否還能產生新的學術價值？具象的藝術語言能否具有當代性，有沒有向當代藝術轉化的可能？從藝術家的技能來看，在崇尚觀念的時代，手工塑造的方式有沒有過時，它們的前景如何……？等等。
所有的傳統在今天都面臨著總結、審視、梳理、繼承、轉化……等一系列的問題。
所有的這些問題，都指向一個方向，即肖像雕塑和中國文脈的問題。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創新、發展成為時代潮流的今天，中國的肖像雕塑不可能故步自封，沿襲舊制，裹足不前；同時，中國肖像也不可能放棄責任，放棄民族的身份和中國文化的內在需要而一味追逐潮流。
在今天，在中國肖像雕塑方面，積極的應對方式，是讓肖像雕塑與中國文脈建立其聯系；讓肖像雕塑與中國的問題建立起聯系；基於當代的學術立場，讓肖像雕塑這種古老的形式，以新的富於創造性姿態，積極參與到對中國當代文化的建構中去；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對當代文化問題作出有力的、積極的回應。
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參加這次展覽的27位雕塑家，在梳理「兩個傳統」的基礎上，在觀念上，在材料上，在語言方式上，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績。他們的作品，代表了中國當代人物肖像雕塑的水平。
2002年出版的《中國美術大詞典》對「肖像雕塑」是這麼解釋的：「是指以表現人物的頭部（五官）形象為主體的雕塑。一般以頭、頸（至頸窩部）和座子三個部分組成。也有無座子甚至不帶頸部的。它們都是以突出肖像部分為雕塑的主要內容和表現重點。」
這個定義代表了近百年來的雕塑「新傳統「對肖像雕塑的規定。這種相對僵硬和死板的所謂」肖像雕塑」顯然很難與當代藝術生動活潑的創作實踐發生對應關系。這個展覽的作品基本上突破了這種形式上的規定，而在突出表現人物的基礎上，創造性的擴大了「肖像雕塑」的表現疆域，並結合當代藝術的創作，為肖像雕塑帶來了新的突破。
就人物的表現而言，景育民的《英雄》採用殘破斑駁的鑄鐵材料，借鑒中國藝術的寫意精神，它的造型已經遠遠不是「頭頸部」加「座子」的肖像雕塑格局所能形容的。陳雲崗的《聶士成》大膽地運用鏤空、殘缺的手法，在塑造人物的同時，將歷史的滄桑和悲涼傳達地淋漓盡致。程兵的《霍元甲》則借用了卡通造型中，常有的形體誇張和強調的方式，來表現這位武林高手……。
王少軍的《曹禺》、呂品昌的《張自忠》、夏陽的《焦菊隱》、蔣鐵驪的《李叔同》、曾岳的《袁靜》、李占洋的《新風霞》；這批作品仍然關注面孔。但是，比起過去的肖像雕塑，他們在人物的身上注入了當代的審美趣味。《曹禺》強調的是思考，刻畫的是人物的沉思狀態，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對人物的思考；《張自忠》悲壯不屈的頭顱，奇特而震撼，傳達出一代名將的精神；《焦菊隱》是一尊標准的肖像雕塑，人物豐富微妙的內心活動，感覺受到了佛教造像的影響；《李叔同》則是蔣鐵驪近年來在人物肖像雕塑一直研究的課題，他在人物面部和衣飾的塑造上，一直在進行積極的探索；《袁靜》將中國古建築殿堂廊柱的鼓形柱托和歐式廊柱柱頭花連接起來，較好地傳達了主人公傳承東西方文化的歷史功績；《新風霞》是作者一貫採用的「裝彩」雕塑的延伸，他準確、傳神地表現了著戲裝的新風霞的形象，色彩的運用，更增添了作品的紀實效果和現場感。
肖像雕塑的傳統在當代觀念的審視下，在雕塑家手下呈現出了豐富面貌。雕塑家們在肖像雕塑的空間形態，造型方式，材料運用，與觀眾交流溝通的方式等等都進行了積極有益的嘗試。
龍翔的《謝添》、朱尚熹的《馬三立》，李燕蓉的《趙麗蓉》、楊小樺的《侯德榜》都是根據人物具體的特徵，或添加道具，或加以誇張，改傳統肖像雕塑以五官為主，為以突出人物性格和身份為主，這種改變，使雕塑將「格式」則退到了次要位置而強調人的精神和性格。
於凡的《陳省身》、王中的《梁啟超》、石向東的《詹天祐》、孫偉的《張伯苓》、許正龍的《駱玉笙》、殷小峰的《羅榮光》則是把當代雕塑創作的成果引入了肖像雕塑的領域。他們在人物的表現上，更強調的是通過空間形體、多樣的材質，採用象徵的方式，對人物的精神和境界進行符號化的處理。這種做法，強調了雕塑的空間特點和形體語言，為肖像雕塑的發展，拓展了豐富的表現空間。
何鎮海的《施光南》、霍波洋的《孫梨》、焦興濤《白玉霜》、許寶忠的《李向陽》則採用構築的方式，以場景化、裝置式的組合，將人物放置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這種將人物和環境融為一體的組合式的方式，也是過去肖像雕塑所少見的。
總之，這是一個有中國文脈的展覽，是一個集當代性，思想性，同時又有民族性和歷史感的展覽。這批作品已經為中國當代肖像雕塑創作提供了一個十分有意義的範本，也為它的未來發展開啟了很多可能的方向。 |
